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地方文献，是重要的传统文化遗产，记录了我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风土人情，包含了经济、、文化、人物等情况，阅读地方志是能够快速了解当地人文、地理等情况的捷径。
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了我国190个较大的图书馆的馆藏，共有1949年以前编纂的省、市、府、州、县、乡镇志8264种。其中天津26种、32种、青海39种、44种、48种、49种、海南50种、55种、65种、新疆81种、93种、辽宁130种、贵州、上海各139种、甘肃198种、广西221种、云南287种、福建315种、湖北332种、安徽379种、广东395种、陕西、湖南各401种、山西431种、江西477种、河南528种、江苏540种、山东541种、567种、浙江590种、四川671种。
这个数字，绝不是现存地方志的全部。首先，它不包括全国总志和各类专志；其次，还有不少方志保存在其他图书馆或个人手中。近年来，各地在编修新方志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不少《联合目录》没有记载的志书。
鉴于中国地方志有着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尤其是对研究中国国情有着重价值，因此也受到外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早在唐代就已有方志文献流传到了日本，此后的上千年，有大量的方志不断流传到海外，成为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起到了中国传统方志文化的作用，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象征。
中国地方志流传海外的最早时间目前可以追溯到唐代，据记载，早在唐代后期就有中国地方志文献流传到了日本。由于唐代到宋元时期尚属于地方志定型的时期，编纂地方志多是个人行为，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编纂地方志的风气，这一时期的地方志数量不是特别多。因此，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地方志流传到与中国临近的日本、高丽等国，但数量不多，也未能在海外引起较大反响。到了明清时期，地方志编纂事业开始出现繁荣局面，借出版业发达之力，数量巨大的地方志被编纂和印刷出来，加上海外贸易、国际交往的进一步发展，更多地方志流传到了海外。
朝鲜是中国的近鄰，中朝文化交往密切，朝鲜也曾多次向我国采购大量图书，这其中就包括了地方志书。朝鲜国王中宗曾于中宗十年（1515年）时下求书诏令，诏令一出，明《辽东志》《山海关志》等地方志都东传到了朝鲜。如朝鲜中宗三十四年（1539年），朝鲜东至使行管押使工曹参判郑顺明就从明购买了《辽东志》六卷献于朝廷。此外还有赠书的形式，如朝鲜燕山君元年（1495年），明朝册封使金辅一行赴朝，将《大明一统志》等书籍作为礼物赠送给朝鲜。清代时则以购书和赠书为主，如朝鲜景宗即位后，派遣李宜显担任东至使正使赴朝贺，李宜显此行采购了大量的书籍，包括属于地方志的《西湖志》十二卷、《盛京志》六卷、《通州志》八卷、《黄山志》七卷。朝鲜正祖十四年（1790年），朝鲜使者徐浩修在书肆购买了《盛京通志》。
19世纪中叶以前，流传到海外的中国方志主要集中在周边的日、朝两国。19世纪之后，美、英、法等国家也开始重视和搜集中国地方志。尤其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侵华政策的需要，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特别注意收集中国的地方文献。他们通过学者、商人、传教士、，或是收购或是，从中国弄走了大批地方志。现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图书馆，几乎都藏有中国地方志，其中有一些稀见的版本，在它的故乡中国反而看不到了。
日本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典籍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日本，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有人根据各种目录调查，从公元1694年到1807年，传到日本的中国府、州、县志就有800部之多，涉及18个省份。近代以来，日本以侵略中国为目标，更加勤于搜集中国方志。我国有些著名藏书家如浙江陆氏皕〔bi必〕宋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的若干珍本，都陆续卖给了日本。内忧外患交困的旧中国，，国弱民贫，没有能力自己的文化珍品。我国方志学家傅振伦地回忆说，当年日本人在琉璃厂书店古今方志，“不是计书论值，而是积书高达一手杖给一元。”现在日本各图书馆共藏有中国地方志几千部，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其他国家。根据日本人山根幸夫编的《日本现存明代方志目录》(1971年增补版)统计，仅日本12个图书馆所藏的明代方志就有300多部，其中57种国内已经失传。据巴兆祥先生统计，明末至清咸丰年间，唐船输出地方志约有1245部。
美国搜购中国古籍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1918年以后，美国图书馆几次派人到中国各省采购地方志，如1933年曾买走了山东人高维翰用20年时间收集的100多种山东志书。现在，中国地方志是美国图书馆东方部的特藏之一，1942年统计已有2900多种，目前大约已达到4000种。哈佛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中国地方志3500多种。美国其他一些著名大学，也都多少不等地藏有中国地方志。界上，除中国本国以外，美国藏有中国地方志的数量仅次于日本。
宁波天一阁以收藏明代方志闻名。鸦片战争时期，英队侵入宁波，曾闯进天一阁，从地方志中查看宁波一带的地形，并且掠走了《大明一统志》等几十种地方志和舆地图书。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大量上千年前的古写本重见天日，这一重大发现令全世界啧啧称羡。
自此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陆续闻风而来，盗走了敦煌宝藏中的大批精品，其中包含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写本残卷。这些稀世之珍，现在大部分保存在伦敦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据1957年巴黎出版的《欧洲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的记载，欧洲英、法、意、德、比、荷、七国的25个藏书单位，共有中国地方志1434种。其中以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多。
中国的地方志书大量流传到海外，而且争相收藏中国地方志，表明中国地方志这一文化瑰宝受到了有识之士的赏识和钟爱。这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界的。流传到海外的中国地方志，为学者研究和运用中国地方志提供了便利条件。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学者，一下子便发现了中国地方志的科学研究和应用价值，使中国地方志的科学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示，散发出它应有的灿烂。
到了现代，外国学者对中国地方志更加重视，研究和运用中国地方志的热情更加高涨。他们利用中国地方志的资料，有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有的则把中国地方志的主要内容归纳成若干方面的问题，逐一研究它们的价值；有的直接对中国地方志的编纂及其史料价值等进行研究。众多的外国学者名家通过研究和运用中国地方志的亲身实践，增进了对中国地方志价值的了解。曾任英国英中了解协会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史》主编的已故著名学者李约瑟评价说：要研究人类文明，就必须研究中国的地方志。
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在对中国文化进行长期关注、学习和文化交流的同时，其本土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地方志的影响。日本早期仿照中国的图经编纂了《风土记》，后期又仿照《大明一统志》编纂了《会津风土记》，再次兴起地方志编纂热。直至明治时代，日本地方志的编修才逐渐演变成地方史的编修。朝鲜大约于15世纪就已开始修志。越南则于20世纪初期完成官修《大南一统志》。
同时，鉴于中国方志对于了解一个地区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具有极高的价值，在日本侵华时期，这些宝贵的地方志资源被日军用作军事情报的搜集和分析的重要依据，以支持其侵略行动。日军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兵要地志研究，其中就包括对中国各地的地方志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东亚同文会还编纂了《中国省别全志》，这些情报不仅被用于日本的和军事决策中，还对其后续的侵华行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侵略过程中，日军甚至要求基层军事人员随身携带有关战场区域的地方志资料，以便随时掌握当地的情况并作出决策。
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国的地方志，在增强方志国际交流交往同时，加强对重要方志资源的，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