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6日至9日，受大学盛邀，新南洋画派代表人物、69岁的新加坡艺术大家林祥雄先生在北大百年讲堂及北大图书馆举办了“林祥雄绘画作品北大邀请展”，他赠予北大的《踏秋图》被放大为长13.85米、高6.3米的巨作，在北大地标建筑百年讲堂长期展览。鉴于林祥雄先生的艺术成就和学术造诣，他被北大东方学研究院聘为研究教授，被北大艺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而在此之前，中国美协已正式聘任林祥雄先生出任2015年“第六届中国国际美术双年展”（双年展）的国际策展人。
在北大期间，记者采访了这位年届七旬的老人，听他讲起了有关刘海粟大师当年偶居新加坡的一段画坛往事。
1987年夏，艺术大师刘海粟受林祥雄的老师刘抗之邀，来到新加坡办展、访友、作画，在此偶居三个月，期间林祥雄先生有幸随行左右，请学问道，并遵大师之托，一一详记，时值大师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林祥雄先生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过往种种。
刘海粟大师那次的新加坡之行是受我的老师刘抗先生之邀，刘抗师是刘海粟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时的学生，尽管是师生之谊，但他们却年纪相仿，所以才有后来的一起留法同攻美术。
1987年5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是刘大师抵达新加坡的第二天中午，我陪同老师刘抗去宾馆拜望海粟先生，两位大师相见相谈甚欢，从孙中山讲到汪精卫，从梁启超说到徐志摩，畅谈间，刘海粟对我老师说：“我们谈及的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啊，是历史性的，你应该好好写下来。”
我的老师刘抗与海粟先生年龄接近，也是九十岁的老人了，“刘抗师长很想写，但他目前心有余而眼不足了。”我当即在旁补充说明。“那么，就由你来记好了！”万没想到，刘海粟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把如此重大的职责交付给了我。
在大师离开新加坡之际，我向他送上了《刘海粟在新加坡》，所有的记录都在那里面了。也许是我不惜力的工作态度令他印象深刻，引得他撰文评价我，“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一个奇特人物。他不但充满着精力和干劲，且敢怒敢言，敢想敢做，敢说敢当！一旦干起事来简直废寝忘食、日以继夜……他若能持续这种治学、治艺的优秀下去的话，则前途。”这无疑是对我的一个巨大的鼓舞，二十七年后仍盈盈在耳。
1981年，当大师在筹开书画展时，曾在画家陈学书的画室，进行人体写生示范，过后，大师对人说，“我已经将近五十年未画人体，欣然挥毫之余，回忆当年围绕模特儿问题所引起的轩然大波，禁不住澎湃，热情沸腾起来了。”
1987年，92岁高龄的大师在旅居新加坡期间，再次完成了人体模特儿写生，于6月27日在新创作了油画《裸女图》，半个世纪两次写生，表现于画作上的是酣畅的笔调、流畅的线条，可谓形神兼备，一望而知大师的风范。
“1914年，当美专创办两年之后，因深感到教材不足，又想突破陈旧因袭的传统，同时，希望采取更科学的教法及引介教法，故大胆地采用人体模特儿教法。因此一来，竟触发了一连串的斗争，差一点连头也因模特儿事件被砍下来，其中原委及过程，我在许多报刊书本上，早已说得很清楚了，也不想再赘述。在此，我只想把模特儿与美术教育实践，作一个简略的说明吧。”
“向来，在中国的画史上，有关人物的描绘，其重点只在脸部的表情形态，而在一定的技法规律下，似乎都是千篇一律、陈陈相因，因此，一切人物的体态造型难免有所偏差、。为了要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到人体的正确比例、透视、光暗、曲线，以及人体的筋骨表情，则非对人体进行实际观察写生不可的。”
“人体的写生，最好是避免摆好固定姿势，应以动的形态出现，好让学生们在动的感觉中捕捉人体生动的体态演变，同时也锻炼眼力，这些，都是美育的基础课。”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美学界正在就“再现与表现”展开激烈的学术争论，来到新加坡的海粟大师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显然，他是支持“表现说”的——
“有关艺术创作，对客观事物的描绘，是在于表现而不是再现。在创作时，事物的形象体态，一旦反映或被艺术家吸收入大脑之后，经过其个人的思想感情的工厂加工，再通过熟练的技巧而发挥到作品上。这重现于作品中的客观事物，并不是原原本本的惟妙惟肖的原来事物形象，而是已经渗透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加进了作者个人思想与感情后的事物形象了，而这种表现就是艺术创作。”
“至于再现，则只是把自然界的事物，原原本本地通过精细技法把其形象再现在作品里，毫无生气地搬移到作品之中去，故这缺乏生命力，缺少作者个人情感的流露，思想之赋托，则当是一件并无艺术价值的工艺品吧。”
当然，最后他又说回到写生的话题，“总之，不论站在什么思想立场上从事创作，无论表现了什么，其先决条件就非把基础打好不可，而扎稳基础，则非模特儿不行！”
大师1896年出生，1912年和好友乌始光合创美专，那时也只不过17岁。1918年美专开办了男女同班制，据大师的回忆，首批女学生中包括潘玉良、刘苇、荣君立等人，“女生中，因潘玉良曾青楼，虽说后遇到良人出，但在时代与社会不平等制度之下，她的身份却终身不脱，即使后来在意大利及西欧扬名，但在一般庸俗凡夫、市侩的眼里，她仍然是那么的，这简直是的羞耻，是对人类智慧的。”
在第一批女生中还有位特别的人物叫刘慕慈，是刘大师的八姐，他们后来之间有关亲情与的纠结往事也很令人唏嘘的，在大师眼中，“八姐对新时代的向往，创新文艺的追求，以及对封建的斗争，对恶势的都是令我尊重的。”
但一个人的出现却令这姐弟间出现了罅隙——“当时的留日风蔚然成气，姐姐喜欢上了一个留日生，但此人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趾高气扬，终日游荡不务正业，这种态度及还情有可原，有两件事最令我反感，一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竟然用钱向别人买了一幅作品交卷，从而换取了一张艺术大学的文凭，何况，当他在日本时已有妻室，终日骑马作乐，极尽奢侈生活，此等人物怎么可能成才呢，因此，对于他们的恋爱，我反对。”
“我曾好言相劝，想竭力这‘不可能’的恋爱局面，却换取八姐一席话说，是她嫁人，并不是刘海粟结婚，也许八姐的执拗与，也有着父亲的叛逆传统吧。”
尽管不情不愿，刘海粟大师还是尽全力为姐姐操持了盛大的婚礼，“爸爸临终时曾再三嘱咐我要好好照顾弟妹哥姐，他们都是至亲骨肉啊！而我会劝说八姐，甚至与之闹翻，也莫非出自一片亲情的苦心，担心她遇人不淑。既然她心意已决，我只能遵父亲嘱托，努力把婚礼办得体面些。”
“当时，邀请梁启超先生做媒，但因为天津与上海距离太远，一时赶来不及，故只好改由王一亭先生做媒，由廉泉证婚。当时的婚礼极尽铺张奢华，以慰藉亡父在天之灵。一旦婚礼办妥后，姐弟二人似乎就成了陌生了。”
回首与八姐的这段“冲突”，大师不无感慨，“我时常在想，人类的感性与，在某个特殊情况下，会显露无遗的。有些事情，一旦牵涉到原则，应该要能战胜感性，我与八姐的纠葛冲突，不外于此。”
1942年，受陈嘉庚之邀，刘海粟大师到南洋办画展筹款抗日，一直住在新加坡侨领胡载坤先生的家里，两人也成为肝胆相照的好友。
当时的新加坡形势日渐危急，日军的炮火已逼近这个充满焦风椰雨的弹丸小岛，人们纷纷设法逃难，刘大师的几个英国朋友找到一架飞机，特别为大师预留了座位，希望能把他带出这块危地，他们告诉刘海粟，东方人能有机会在新加坡搭飞机逃难的，当时只有他一人。
在乘车去机场的上，海粟大师一遍遍想到胡先生和他两个可爱的孩子，想起往日种种交往细节，心里充满不安和歉疚，觉得应该讲重感情，不能各自飞。车子很快到了机场，英国朋友开始欢迎他登机，机上的几十个外国人得知他是享誉国际的大画家后，也表示能与他一起逃难很荣幸。刘大师说，“我此时不得不表明态度了，我以感激的口吻告诉我的英国朋友，我不能和他们一起搭机逃难了，我要回到我的好友那里，与他的家人们一起度过烽火连天的日子。”
英国友人对刘海粟的决定大感惊讶，他不断提醒刘大师，此时还留在新加坡，很可能是死一条。但海粟先生说，“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照顾，但如果我丢下朋友一个人走了，我可能会难过一辈子的。”
就这样，刘大师毅然放弃了那个宝贵的逃难机位，转回到胡先生家里，一见面，海粟大师就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陪你们。”
第二天，刘海粟大师在用早点时，胡载坤先生忽然匆匆跑过来，递上当天的说，“海粟，你看，你昨天要搭乘的那架飞机被炸毁了，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刘海粟当时眼前一阵，很久讲不出话来，“我那时的脑子里全是我的那些外国朋友，他们永远走了，他们对我那么好，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们！”
后来，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胡先生为了大师以及自己孩子们的安全考虑，终于刘海粟带着胡先生的一双儿女乘船逃离新加坡，“为了胡先生的两个可爱的孩子，我答应带他们一起逃。本来是想去印度的，因为那里有熟人也比较安全，可是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我们逃难的船不幸中了炮弹，无法远航，只能开到爪哇躲了起来。”
林祥雄1945年出生于中国广东，1956年移居南洋，新加坡籍。1965-1968年就读于新加坡艺术学院，1971-1973年赴法国巴黎美术。现任炎黄国际文化协会创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研究教授，语言大学客座教授，新近又获聘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对林祥雄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特别指出，几乎在林先生的每一幅作品中，我们都可以读出他对社会不义的执意、对底层贫苦者的殷切同情，正是这种难得的悲天悯人的价值情怀勾连起北大与林先生的合作。
中国美协刘大为先生撰文这样介绍林祥雄，“数十个春秋，他在漫长与艰辛的崎岖艺术道上探索，而今，他终于得到了中国艺术界的认可并被称为新南洋画派的代表人之一。“
刘大为特别指出，林祥雄作品的雄奇瑰丽的画风无疑与他本人人生的传奇性有莫大关联，“今天，我们‘’了林祥雄作品之后，相信从中能找到他的思想，他的主张，以及他作为21世纪东方世界的知识与艺术家对时代、社会与人类的一种的真爱情怀。”梦见小男孩拉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