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贤有条安邦河，安邦河畔立着一块知青。碑文：“公元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国三千万知识青年中的1231员，从数千里外的宁波来到了安邦河畔，黑土地深埋了我们杏花春雨般的青春梦想，也掩埋了刻骨铭心的与憧憬。感谢黑土地的养育之恩，你是我们永难割舍的第二故乡，我衷心祈愿你繁荣。”
现年69岁的宁波女知青张坚平没有见过那块碑，却见过安邦河。她永远记得，1971年春天，她打桥上走过，远远的，就看见一个身着中山装的少年郎，正站在杂品社门口，侧身拉琴，北国的风呼呼而过，小提琴的乐音却就此绕心。那个男孩也来自宁波，比她小2岁，名叫戴晓林。祖母送我去支边
1969年4月，17岁的戴晓林成了宁波余姚低塘区第一个主动报名去支边的青年。大街小巷刷满了“向戴晓林同志学习，致敬”的，低塘很是重视，专门为他一个人办了一场欢送会，戴晓林戴着大红花，望向台上发言的父亲，情绪复杂。
戴晓林的父母都是余姚五中的音乐老师。前阵子，校领导找父亲谈话，说姐弟三个都是下乡对象，可否一个支农一个支边，还有一个留下照顾。父亲转了几个小时的车来到宁波，把姐弟三个叫到跟前，沉默很久才开口说话，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戴晓林主动提出，，我去。1969年5月13日，天色阴沉，原本只能容纳几百人的余姚火车站，被几千人的送行队伍挤得满满当当，又一群知青，即将于此远行，喧天的锣鼓中，戴晓林只听见母亲在哭，父亲别过头去，却红了眼睛。
戴晓林从小都是祖母养大的，最喜欢跟在祖母身边，阿娘阿娘地唤她。她7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还裹着小脚。那时，从宁波到余姚，每天只有三趟火车，没有时刻表，老人赶了个大早，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离家很远的南火车站坐车。到了余姚，又不知道他们是何时走，于是就一班车一班车的等，在茫茫人海中，逢人就问：这是开往的车吗？你们认不认得一个孩子叫戴晓林？祖母痴痴看他，老泪纵横。在他主动报名前，祖母就哭着劝过很多次，每每欲言又止，直到后来，戴晓林才知道，原来，祖母早年间随祖父去过东北，相对于人群中多数对一无所知的父母，她更知晓那里的荒凉艰苦。可她说不得，只是迈着小脚，跋山涉水，来给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儿送行。
阿娘，我永远忘不了列车启动时的最后一刻。车站里顿时哭声的大潮涌起，升腾澎湃；千百双手齐伸过来，如树林樯桅！爸爸传递着意味深长的目光，妈妈早哭成了泪人儿，嬷嬷紧紧搀扶着你，姐姐妹妹都挥起了手，同学们开始跟着列车前行。我的目光却定格于后面的你，看你花白的头发，晶莹的泪珠，抽搐的嘴角，欲前又止的强忍。
三天三夜，一向北，直到下了车，戴晓林才知道自己下乡的村子叫丰北，位于集贤县丰乐的最北面，是个只有400多人的小村。
他在村庄里走了几圈，只觉得同电影小说里描绘的北大荒一点也不一样，越走，心越凉。放眼望去，只有荒草和土墙。他开始想念宁波繁华的大河，想念站在旁唤他回家的阿娘。
北大荒的地实在太广阔，一条垅有五六里长，好几天都干不到头。开始几天，大家还有说有笑的，接着就是沉默，又过几天，年纪小的坐在地里大哭，别人也跟着掉泪。
下雪的时候，气温只有零下三十度左右，来自南方的少年哪里过这样的冷。铺天盖地的雪花，落到身上，就被汗水融化，湿透衣衫。等到下午气温下降，衣服外面就挂上一层冰，像披了铁甲一样，骨头冷得生疼。图为戴晓林摄于1971年的丰北
在丰北那几年，戴晓林用拉小提琴的手，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小麦，大豆，高粱，玉米，全都种过，干的最多的还是除草，印象中，东北的草总是疯长，好像永远都除不完。
1971年，他被调到安邦河畔的集贤县杂品社工作。也是在这一年，认识了在县里当音乐老师的宁波女知青张坚平。
19岁的她，还没有如今这一口地道的东北腔，身段比现在要圆润许多。剪着齐耳短发，眼睛细细长长。下乡前，是个运动员，在宁波体校练短跑，性格豪爽。每次相遇，总会歪着脑袋，笑着喊他：“你好哇，戴晓林。”
直到47年后的今天，张坚平依旧清晰地记得，两人的初见，那时候宁波知青常相互，一日，她同另一个女知青去杂品社串门。老远，就看见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男孩，站在门口拉琴，演奏的是《开塞小提琴曲》。
再往里走，她瞅见宿舍楼空荡荡的白墙上，竟有人用毛笔写下了鲁迅先生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没多久，有人告诉她，写字的正是门口拉琴的戴晓林。
北大荒的冬天，真冷啊。母亲给张坚平捎来件灰里带蓝的大衣，她舍不得穿，只在去见戴晓林的时候，才欢欢喜喜地换上。当时大队里最稀罕的就是橘子，一天的工分只有三毛钱，她却愿意花上七毛给他买上一袋。
比如他一年的工分只有100元，可农闲时若想回趟宁波费就要80元，于是，只好学着老知青的样子“逃票”。那时在东北的铁职工，看见这些穿着黄大衣的知青无票乘客，也总是网开一面。偷偷让他们坐到车厢坐席100号以后那些不卖的座位上，还会说：出站的时候不要让铁工人为难，你没票就从旁边的栏杆那儿出去……
比如刚来的时候，他并不喜欢丰北，刚到第一天锄头就被偷了3把，柴火也经常。他们16个知青没东西吃了，也会组队去老乡家偷只鸡，这才发现乡亲们都很好，有时候知道，却都不说什么，发现鸡鸭少了，只嘟囔两句说，肯定又被这帮“浙”给抓去吃了。让他最难忘的是1970年年三十晚上，老队长披着大皮袄，推开了他的房门，把知青都拖去自家吃饭。那是戴晓林第一次在东北过年，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异乡的亲切。没想到的是，接下去的初一初二初三，都不断有乡亲拉他去家里吃饭，从初一到十五，不管哪一户，都把自家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短短十五天，他的酒量速成，从不会喝到能喝半斤60度的“北大荒”白酒。也是从那个冬天起，戴晓林才真正的把寒冷的北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女孩迟迟没有告白，男孩傻傻不懂芳心。日子一晃就到了1973年。张坚平要去距离集贤74公里开外的师范学校学习俄语，是戴晓林和另一个男孩一块送去的。
那一年，宁波知青金定芳不幸患上森林脑炎，导致半身瘫痪。得到消息后，几个知青一起去看他，从前黑黑胖胖那么结实的一个人，却是再也没法站起来了，据说，后来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依靠着林场给的生活补贴过活。所有女孩都哭成一片，只有张坚平忍着眼泪，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马伊琾人，不如给你唱首歌吧。”戴晓林不记得她唱了什么，却一直记得她唱歌的样子，微红着眼睛，是那么善良。1977年，改变戴晓林命运的契机悄然而至。由于冲击中断十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招生对象就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2月，他踏着厚厚的积雪奔赴考场，最终以集贤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师范学院录取。那个年头的高考，最难的就是接不到书，下乡那几年，戴晓林带去的那本《外国名歌200首》几乎是全知青唯一的读物，其他仅接到过一本《静静的顿河》，书已经翻烂，十几个人抢着看。
正为书发愁时，在集贤三中教书的张坚平，不知费了多少功夫，竟为他送来了全部的课本。送书的那天，她因为赶涨红了脸，身后是茫茫大雪。
相识的第六年，他和她，恋爱了。让戴晓林没有想到的是，上学的喜悦还未过去，旋即刮起了知青返城风，宁波向他们招手了。1979年，知青大批返城，许多没念大学的知青都回到了宁波，同班同学里有三个人退了学，看着他们回家时露出的笑容，戴晓林是说不出的羡慕。可他还是决定留下“拿苦读赌明天”。
但张坚平不行，除了戴晓林，她还要为父母着想，那几年，父亲写的信总是很长，五张六张的都有，最多的有十几张，写完了正面还要写，一字一句全是写不完的思念。她不记得信里的内容，却一直记得信纸上那被泪水晕糊的几页。
1980年1月，北国的风还在呼呼作响，福利屯火车站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模样。大批返城的知青，拥挤着从这里登上归家的列车，人群中，张坚平没有回乡的喜悦，反而无比哀伤。1969年4月，她也是在这里下的车。一来一去，竟花了整整十年。车窗外是戴晓林忧伤的脸。
与君一别，何日再见？没有人能告诉她答案。火车呼啸着启动，卷起哭声一片。独留戴晓林一人，怔怔望着火车站里堆满的成百上千的木箱发呆，那是返城知青们的行李。“那些箱子一只比一只大，堆得像山一样高。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一口口棺材，青春的棺材。”在没有返城的宁波知青里，就有将军的女儿黄丽萍，1969年10月由宁波下乡到集贤，1971年嫁给当地农民，1979年，放弃返城，跟家人留在北大荒。
回宁波的这一年，张坚平已经30岁了，成了一个老姑娘，可她不愿将就。恋爱对于很多知青来说，是当时无奈的选择，同去的女知青有很多都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在北大荒安家落户，有人嫁给了别处的知青，与家人天各一方。可她，想嫁给爱情。
入学没多久的戴晓林，居然向学校正式提出了回宁波的结婚申请，系主任吃惊之余，却欣然答允。于是，他成了校园里大龄知青在校结婚的第一人。不想还刮起了校园婚风，光他们系，趁寒假结婚的知青就有6对之多。
又过了三年，戴晓林幸运地回到了宁波，离家13年后，他又回到家了，走了一圈，重新回到了原点，青春已和他挥手告别。2004年5月21日傍晚，全国首列“知青专列”从宁波出发前往北大荒，500多名当年曾在北大荒插队的宁波知青重返第二故乡，在全国引起轰动。
年近暮年，垂垂老矣，可在张坚平眼里，戴晓林却永远是那个站在安邦河畔侧身拉琴的少年郎。“那小提琴的声音，绕我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