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下了自己在西南五线小城的NGO组织工作的经历。在当地，整座乡村里可能连一所公立的幼儿园都没有，孩子周末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就在田地里玩耍。扛着锄头的家长们已经习惯了看慈善来了又去。Lisa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在实地的接触和了解中，她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与落差。
“刺五加你吃不吃，据说只有我们这里的刺五加才是紫色，别的地方都是绿色……水香菜煮红豆汤也可以尝尝……棠梨花你吃过没有？”丽姐站在冰柜前问我。她随意扎个马尾辫，高原紫外线强，她又不擦防晒霜，皮肤因此黑黄粗糙，皱纹出她快四十岁的年龄。
不像四年前那样浪漫，那时我在莱茵河畔37层的办公室里策划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一起工作的六位同事来自六个国家；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惊恐，那时我在非洲第二大城市贫民窟做小额信贷项目，时不时要被人从家里扔出来的“会飞的厕所”。
这次，我选择加入公益机构，走出了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一头扎进了头顶蓝天的大山。生活中太多人被、地位和光鲜的职业生涯榨干了全部的活力，我不想成为其中之一。
新工作将我带到了Z县，一个有36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我在那里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丽姐就是我在当地的合作伙伴——Z县教研中心项目办主任。
“罗大姐在小学食堂做饭，原来当众都不敢说话，现在带活动多大方……张医生这么大年纪还在台上蹦蹦跳跳，你看她刚才多有……玲子是94年的，孩子都两岁了，是我们几个月前找到的志愿者，成长特别快……”
丽姐出生在农村。“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动员军属回乡。我爸是个很老实的军人。服从命令，就把我妈送回了”。
八岁那年，家里拿到了农转非的户口，于是丽姐来到了县城的小学上一年级。同学看到她会说，“瞧，那个乡巴佬来了”。她也承认自己从小到大在穿着打扮上都不在意。“我刚上班的时候胆子很小，总是跟在一个比我大些的女同事身后，另一个同事几年后和我说，她当时还以为我是那家的保姆，根本不像城里长大的。”丽姐坐在我对面边吃边说。
她上身穿了一件黑底黄花毛衣，下身套了一条黑色尼龙打，被粗壮的小腿撑得凹凸有致——看来“魔瘦”的还很漫长。打和毛衣都裹着一层小球，不知道被洗了多少次。不怎么白的袜子挡在黑色打和黑色皮鞋之间——一种时尚教科书里永远不会出现的黑白配。
第十次来Z县出差，我会走到十字街要一盘仍然不认识的青菜，也会在赶集天去看100块钱一串的蜂板和能吃的树根。早教中心的村民老师们把自己沥的蜂蜜、自家种的芭蕉、山上采的棉石榴果都塞给我。每次下课后都热情地招呼我“ke家里吃饭”。我会把手搭在她们肩上问，“包谷收得怎么样？”“地里忙得赢吗？”“小娃可领得住？”。当地汽车站常年有两个卖包谷的妇女，一老一少，我会公平地在两家各买一根，然后在回市里四个半小时的大巴上慢慢咀嚼。
“一开始和村民座谈时都没话，但后来只要一讨论时间就特别长。”村民从原来的有话不敢说到现在有话抢着说。
时不时，丽姐会接到妇女们退出项目的电话，她会糖衣炮弹，想办法留住她们。“我同事说我这叫。”
女儿三四岁时，丽姐有一次带她去早教中心。中心正好建在一所村小，女儿回来之后就说以后上小学想去那所村小。
“张老师，课赛的品我以为只要不是现金就可以，所以觉得护肤品适合女性志愿老师，现在听说财务不让报，能麻烦你帮忙想想变通的办法吗？”
第二天，财务通知我防晒霜能报，面膜不能报。我把消息告诉了丽姐，她说：我昨天晚上去和王老师说了。
我，不用精确计算家里的菜还够吃几顿，也不用在没有暖气的屋里像抱孩子一样把热水袋放在胸前，更不用在睡觉前惦记着门是不是锁好了，甚至关灯后还起来再检查一下。
但我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和那些孩子一起玩过丢手绢，给他们读过故事书，采访过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也在镜头里记录下了他们认真画画的样子。
联系农户、设计logo、制作包装袋，一切对于我都是全新的挑战。以前我连千克和斤的换算都不知道，现在只要看一眼紫米，我就能判断是老品种还是新品种。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