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5个多月来，在美国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The Cost of Knowledge）网站上，已有全球12196位科学家签名（名单）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有人用“学术之春”形容这场运动。
最近5个多月来，在美国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The Cost of Knowledge）网站上，已有全球12196位科学家签名（名单）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有人用“学术之春”形容这场运动。
吹响号角的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今年1月21日，这位来自剑桥大学的菲尔兹得主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号召同行行动起来，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
读到这篇博文的泰勒·内伦（Tyler Neylon）——一位目前在硅谷开公司的数学博士当即给高尔斯教授留了言。第二天，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命名为“知识的代价”。
泰勒事后回忆，自己读到那篇博文，就意识到可以做点什么。在他看来，高尔斯是一位拥有号召力的“超级明星”。
迄今为止，1.2万多名科学家在泰勒的网站上签了名。他们发誓，不在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者不担任编辑。
这是一个非常的决定——爱思唯尔拥有《细胞》和《柳叶刀》在内的2000多家学术期刊。任何学术从业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
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出版巨头并非第一次受到科学家的。过去多年里，陆续有一些科学家向其或担任编辑。
一直关注此事的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孙博阳认为，问题的实质是，通过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进行学术交流和的模式，已经成为阻碍科学交流和发展的因素。
孙博阳说，学者是知识的创造者，但他们无偿地将研究论文转给了出版商，又有无数学者义务为期刊做论文评审。而学者要想看到论文，还要花大价钱将他们创造的知识买回来。出版商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另一方面，她认为，大部分情况下，知识是纳税人投资产生的，现在却只有付得起钱的大学图书馆、少数读者可以利用，这在上也是讲不通的。
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梅志平对此也表示：“我们、审稿都是义务的。研究都是国家纳税人的钱，为什么到后来我们的研究成为他们的摇钱树了呢？”
事实上，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也已承受不了学术期刊的高价了。今年4月17日，哈佛大学教授顾问委员会向全校教师公布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哈佛大学图书馆遇上了“防守不了的形势”。
教授顾问委员会说，大的期刊出版商不断涨价，已经使得目前的学术交流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哈佛大学每年花在期刊上的到了375万美元。一些期刊每年订阅价格高达4万美元。在过去6年里，两家出版商的电子文献价格已经涨了145%。
该委员会向哈佛大学师生征集意见，如哈佛师生将自己的论文提交到“DASH”——哈佛自己的向所有读者提供免费访问的知识库；或者考虑向免费的“获取”期刊。如果教师担任期刊编辑，可推动该期刊成为“获取”期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辞职。
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是世界著名的“获取”电子文库。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证明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就是发表在这家网站上，而不是学术期刊上。
但在目前，学术界的主流仍是将论文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孙博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国的科技评价政策，鼓励科学家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成为SCI论文大国。“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好的文章都发到国外去了，再花钱买回来。少数富裕的图书馆才能买得到。”
2008年以来，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提高了针对中国订户的价格。几乎每一次提价，都会引起图书馆界的争议。
当时，爱思唯尔中国区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定价，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每篇论文下载价格为46美分,还不到同期全球均价的17％。但是，该公司将逐渐减少对中国的高折扣，最后与全球定价持平。
据悉，大学图书馆2008年购买爱思唯尔科技期刊电子数据库的费用为54万多美元，2009年涨到57万，2010年是61万。
一位学者曾对记者形容，出版巨头低价进入中国市场，培养了科学家的阅读习惯，使大家养成“外刊依赖”。现在欲罢不能，就像“吸毒上瘾”，要戒掉很难。
2010年9月，在一次会议之后，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中国30多家图书馆的代表发表了分别致读者和出版商的两封。
透露，近年来，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不断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其中个别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垄断性地位涨价，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全文数据库的论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持续大幅度的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这些图书馆表示，为了使我国教育科研机构不受国外出版商垄断价格的“”，将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抵制个别国际出版商的大幅度涨价做法。
他们呼吁担任国际出版商学术期刊编委、审稿专家、顾问的我国专家学者，积极向国际出版商“影响”。
他们“任何用户权益、不顾市场现实、肆意攫取暴利、科技文献长期可持续保障的做法”，不仅会损害用户的权益，市场的长期稳定性，也必然会个别出版商的自身利益。
从获利能力来看，国际出版商的确是令人羡慕的。国外有人根据苹果公司与爱思唯尔公司等企业的公开数据算了一笔账。著名的苹果公司的利润率，在2011年为23.4%左右。而在过去的10年里，爱思唯尔的利润率从来没有低于过30%，2011年高达37.3%。
这位计算者认为，出版商不是不可以获利，而是要考虑市场的耐受程度。他提醒科学家说：“当你花37.95美元下载一份爱思唯尔的，有13.56美元直接进了爱思唯尔股东的口袋里。”
“有时候，引起雪崩只需一块小石头。”有国外这样评价今年的这场“学术之春”运动。然而，“学术之春”能否真正为科学界争取到春天还很难说。这些年来，科学界与出版界，这两个文质彬彬的行业，总在“知识的代价”这个问题上唇枪舌剑。
号召科学家抵制的做法并不新鲜，2004年，斯坦福大学学术委员会就“强烈全体教员，尤其是高级教员，不要为漫天要价的出版商和期刊、编辑或审稿”。
我得我的网
“学术之春”的发起人威廉·提摩西·高尔斯表示，对于这场运动，自己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相信不会虎头蛇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