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Lisa写下了自己在西南五线小城的NGO组织工作的经历。在当地，整座乡村里可能连一所公立的幼儿园都没有，孩子周末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就在田地里玩耍。扛着 锄头的家长们已经习惯了看慈善来了又去。Lisa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在实地的接触和了解中，她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与落差。
十字街聚集着Z县价格最亲民的馆子。一辆辆摩托车把街道的腰围收成了0 size，红底黄字的招牌上写着：随意小吃、小楼饭点——小得名副其实。锅碗瓢盆被挤到了店外面，碗筷躺在铝盆里明目张胆地泡澡。做饭的地方挨着街道，车 来人往，连门都省了，得让人胃直冒汗，更不用说再撒上一把辣椒了。
我和丽姐挑了一家人少的店，墙上挂着食品安全等级：一个不哭不笑的表情旁边写着“C（一般）”，和这条街的其他店一样。
“刺五加你吃不吃，据说只有我们这里的刺五加才是紫色，别的地方都是绿色水香菜煮红豆汤也可以尝尝棠梨花你吃过没有？”丽姐站在冰柜前问我。她随意扎个马尾辫，高原紫外线强，她又不擦防晒霜，皮肤因此黑黄粗糙，皱纹出她快四十岁的年龄。
“我 现在敷中药减肥，这些菜不能吃。”那个叫做“魔瘦国际减肥连锁”的店中餐能吃的有：米饭、牛肉、猪肉、鱼、白菜、莴笋、空心菜、玉米菜、芹菜、黄 瓜、番茄、木耳、韭菜、芭蕉心。我怀疑“魔瘦”也是某个大牌的不愿相认的亲戚——就像Z县的“当麦基”、“必来客”一样。
我和丽姐相差十岁，在和一个偏远县城开始自己的人生，在城市和农村度过了各自的童年，物质的丰盈对比自然的馈赠，海外的见识交手县城的视野。
2016年初，我拉着两个行李箱和一床被褥从西站登上开往Z县的火车。铁轨的一头是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家，有着再熟悉不过的和气味。34小时过后，一个未知的天地出现在了我眼前。
不像四年前那样浪漫，那时我在莱茵河畔37层的办公室里策划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一起工作的六位同事来自六个国家；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惊恐，那时我在非洲第二大城市贫民窟做小额信贷项目，时不时要被人从家里扔出来的“会飞的厕所”。
这次，我选择加入公益机构，走出了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一头扎进了头顶蓝天的大山。生活中太多人被、地位和光鲜的职业生涯榨干了全部的活力，我不想成为其中之一。
新工作将我带到了Z县，一个有36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我在那里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丽姐就是我在当地的合作伙伴——Z县教研中心项目办主任。
省级到2020年每个乡（镇）至少建立1所公办中心幼儿园，有条件的村建立公办幼儿园。但“有条件”这三个字使得村级幼儿园的未来变得摇摆不定。
我所在的公益机构就要填补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空白。我们搭建的24个早教中心已经在Z县运行五年了，但公办幼儿园何时“有条件”，仍然未可知。
丽姐是项目的元老，五年前她协助建起了第一个早教中心，了一个个孩子从看到陌生人就跑、哭天喊地不进教室，到现在能歌会唱，见到生人会问“你好”。一个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从羞涩得不敢在人前说话，到现在能大方组织儿童活动，甚至有些还被选为村里的妇女主任。
妇女们平时种地，早教中心只在周末。为了尽快将她们变成合格的村民老师，丽姐每个周末都会坐车一个多小时来中心督导。
“罗大姐在小学食堂做饭，原来当众都不敢说话，现在带活动多大方张医生这么大年纪还在台上蹦蹦跳跳，你看她刚才多有玲子是94年的，孩子都两岁了，是我们几个月前找到的志愿者，成长特别快”
别人休息陪自己孩子，她在农村陪其他孩子，留守的女儿有时会抱怨“你是我妈还是早教中心的妈啊。”作为公务员，她也没有过上“喝茶看报”的生活，留下办公室窗外那片竹林孤芳自赏。
丽姐出生在农村。“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动员军属回乡。我爸是个很老实的军人。服从命令，就把我妈送回了”。
父亲在县城，母亲一个人在拉扯六个孩子，两地分居过了二十多年。在那个几乎全是少数民族的村寨里，身为汉族的母亲凭着一颗没让自己和孩子们受到太多排挤。“我妈请人帮工的时候舍得宰两只鸡，她还用在缝纫社练的本事给村里人缝缝补补。”
家里养猪养鸡，母亲让孩子们找猪草，有野生菌时孩子们就去找菌子，“我小时候没有很饿的时候。”从小的经历让丽姐练就了一个功能——她站在山下就能闻到山里是否有菌子。
八岁那年，家里拿到了农转非的户口，于是丽姐来到了县城的小学上一年级。同学看到她会说，“瞧，那个乡巴佬来了”。她也承认自己从小到大在穿着打扮上都不在 意。“我刚上班的时候胆子很小，总是跟在一个比我大些的女同事身后，另一个同事几年后和我说，她当时还以为我是那家的保姆，根本不像城里长大的。”丽姐坐 在我对面边吃边说。
她上身穿了一件黑底黄花毛衣，下身套了一条黑色尼龙打，被粗壮的小腿撑得凹凸有致——看来“魔瘦”的还很漫长。打和毛衣都裹着一层小球，不知道被洗了多少次。不怎么白的袜子挡在黑色打和黑色皮鞋之间——一种时尚教科书里永远不会出现的黑白配。
和很多励志故事一样，丽姐刻苦努力，初中时被选拔到市里读书，走出了大山。不过她仍然觉得自己在解决问题时没有城里人办法多，脑子转的不够快。“也许因为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
大自然了丽姐城里孩子没有的知识——我们在，她是我的自然老师。在我眼里的树和草在她的眼里是芒果树、芭蕉树、葛根、哈痒花、血麻，但是缺失的学前教育却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我五姐上学的时候代课老师连汉语拼音都说不对，不是学生不努力，是教育质量不行。”丽姐对于早教项目的热情很高。她想证明，只要在教育上和城里人有同样的起点，农村人一样可以很出色。
中国农村对于我，就像公益机构对于丽姐一样，彼此都需要一段磨合期。第一次去Z县出差，我只记得村民腼腆的笑。他们说的民族话、方言版汉话，本地习语， 没有一种我能破译。交流的不畅隔断了我与村庄的连接。自己国家的人说话，我还能听不明白？这是我来农村工作前没有预料到的挑战。“您能再说一遍吗？”“您是这个意思吗？”我每确认一次，村民对自己汉话的信心就降低一格。我在与美国人说英语时，也和村民是同样的心情。
有时我会装作听懂了一样点头、微笑，让他们继续说，多说。但心里其实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在说什么。这时候丽姐就会出面充当翻译，我常常为自己这种“大排场”感到惭愧。
更惭愧的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外国人。从小生长在中心，我却对农村的撤点并校政策、一事一议制度一无所知，甚至有时候连乡和镇谁大谁小都会搞混，更不用说知晓农忙农闲时间了。
第十次来Z县出差，我会走到十字街要一盘仍然不认识的青菜，也会在赶集天去看100块钱一串的蜂板和能吃的树根。早教中心的村民老师们把自己沥的蜂蜜、自家 种的芭蕉、山上采的棉石榴果都塞给我。每次下课后都热情地招呼我“ke家里吃饭”。我会把手搭在她们肩上问，“包谷收得怎么样？”“地里忙得赢吗？”“小 娃可领得住？”。当地汽车站常年有两个卖包谷的妇女，一老一少，我会公平地在两家各买一根，然后在回市里四个半小时的大巴上慢慢咀嚼。
“一开始和村民座谈时都没话，但后来只要一讨论时间就特别长。”村民从原来的有话不敢说到现在有话抢着说。
妇女们在早教中心周末两个半天只有70元补贴，一个月最多280元，就算加上平时种地的收成，也无法和外出打工相比。“能留下来的都不是看重钱，都是希望村里的小娃将来有出息。”
时不时，丽姐会接到妇女们退出项目的电话，她会糖衣炮弹，想办法留住她们。“我同事说我这叫。”
面对困难想放弃的时候，丽姐会一个人跑去早教中心。“看到那些小孩，就会想到我自己小的时候。和孩子们唱唱跳跳，看到他们灿烂开心的样子，我心里也就高兴了。”
七点钟的体育馆像冬夜的篝火，将人们围拢。体育场还挂着，祝Z县2016年全民健身运动会气排球比赛成功。丽姐参加了这次气排球比赛。作为女队员中的主力，她被称为一姐，女儿顺理成章成了一妹。
“我不想让她”话没说完，一妹的吊球又来了——一妹联手魔瘦，丽姐的减肥不发愁了。
“我练了那么多年，她才刚学一个学期，怎么可能比我打得好。但如果不让她赢几回，她觉得没有希望就不会想赢了。”丽姐一步步解释自己的谋篇布阵。“但是也不能太让着她，让她觉得赢特别容易，你看我们的比分也没有特别悬殊。说不定她和我打是一妹，她在学校就是一姐。”
女儿三四岁时，丽姐有一次带她去早教中心。中心正好建在一所村小，女儿回来之后就说以后上小学想去那所村小。
扩大视野最好的方法就是旅游。去年暑假，女儿和爸爸跟着旅行团去了和华东五市。“她回来说喜欢上海，以后想去那里上大学。”丽姐觉得9天4860元花得值，这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一点。
“我查了下东航去美国才6000多元，你说怎么那么便宜。欧洲十一国两万四，就算一个人三万，我和女儿加起来一共六七万，现在工资也涨了，存几年钱还是够得。”她希望在女儿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前能出国旅游一次。我她可以考虑。
远处的露天舞台，两个女模特穿着大红大绿的旗袍，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辆崭新的摩托车两旁，男主持卖力地唱小苹果，群众拿手机拍照、摄像。
这次来Z县出差前，我提出了辞职。我适应了乡村，却无法适应张老师——我的直线经理，一个坐在我旁边我就心跳加快，不知哪句话说错就会遭到言语的老板。
出差前，我问张老师关于礼品的预算。“一等每人100元，二等每人50元。”她看过项目预算表后给出了指令，我没敢多问。
Z县一共有三个购物中心，我在其中一家搜寻。一层是生鲜水果，二层一半是文具，另一半是家电。张老师定的预算让我在文具区里是大款，家电区里变穷鬼，最终我在化妆品专柜前站稳了脚。价格合适，而且老师们都是女性，应该会喜欢护肤品。
张老师带着我去找财务，她后背的肉把毛衣撑得像意大利千层面，一双34的旅游鞋被她踏得有高跟鞋的音效，我跟在她身后，知道前方又有一场情绪的海啸。
张老师的声音仍在高声部，“怎么会买防晒霜和面膜，太说不过去了！你当时怎么想的？！你以后无论做什么，要想想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她看我，就像看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孩子。
晚上，休假中的财务经理发微信给我：公益机构比企业严格太多，外部捐赠的钱使用范围很，和活动无关容易让人的都不合适。防晒霜勉强能报，可以解释你们经常组织家长孩子户外活动给老师们用，面膜就太离谱了，确实报不了。
“张老师，课赛的品我以为只要不是现金就可以，所以觉得护肤品适合女性志愿老师，现在听说财务不让报，能麻烦你帮忙想想变通的办法吗？”
丽姐把这条短信的截屏发给我。我当时真想从市里飞到县城，抓着丽姐的肩摇晃她：不是不让您问张老师吗？
“你就让我试试，试试我才甘心。”丽姐内疚，她当时也说这个品可以，另一方面她觉得划不来让我自己贴钱。我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她拖着一起“撞南墙”。
“不会，因为实际发生了费用，虽然物品不合，但是它起到了它应用的目的，调动村民教师的积极性，让她们更尽心为孩子们服务。”
“买图书符合，不能说不能调动，但护肤品也能调动，书籍对于村民来说阅读有一定难度，阅读时间还是一个问题。”
在早教中心，我时常能看到一捆捆家长培训手册、教师教学用书，崭新地堆在纸箱子里。那些都是以前张老师发给村民老师和家长的。每当发现这样的问题，我就学着张老师的样子，老师们要物尽其用。
老师们总是点头答应，但一本400多页，全部用文字描述如何组织游戏的书，我看了几页都觉得抽象读不下去，更何况那些大多是小学文化的村民妇女？
几分钟后，财务经理又来消息：张老师觉得防晒霜那样解释跟你们的活动很牵强，恐怕还是不能报，等我跟她商量一下。
牵强谁来定义？能不能报销谁说了算？比商业公司严格太多的公益机构还能变来变去？我被弄得越来越糊涂。
丽姐是在为我说话，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但我害怕张老师明天会把火药往我身上点。想到明天——我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本来为准备好的愉悦被掺进一些忐忑。
“机构会说不能买护肤品？我从未听说过。”丽姐还想为我鸣不平，我赶紧拉住了这头倔马的缰绳。手却不由自主去搜机构关于礼物的——不妥当的礼物包括或礼品卡、酒、巧克力、中国画和任何与项目无关的物品。至于“无关”的定义，我没有找到。
第二天，财务通知我防晒霜能报，面膜不能报。我把消息告诉了丽姐，她说：我昨天晚上去和王老师说了。
她尽力，并不是摆出努力的样子而让自己心安，而是在我让她别管这件事后，还背着我找到了她能联系的最大领导。
手机已经不能自动连上家里的wifi，55寸的电视虽然不是新，但它一开我还是想退后三步。附近的街道好像抻面条一样被抻宽了一倍，原来中间的一排排大树不知了去向。小区的房价从6万一平升到了9万，我一直习惯去的理发店竟然倒闭了。
但我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和那些孩子一起玩过丢手绢，给他们读过故事书，采访过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也在镜头里记录下了他们认真画画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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